在液态现代社会，处处都是你的办公室

2020/08/26

结束5月的滇西自驾之旅、6月的江南之旅后，7月17日，自称“迷影旅人”的张海律在留下一句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（其实，他想说的是这句话的后半句“游必有方”）之后，又上路了——这一次，他的目的地是西北。

张海律的日常，总是在路上。／pexels

作为“战地（后）记者，近东和巴尔干音乐和文化采集者，国际电影节采访者及影评人，音乐节玩家，电影外景地收集人”，张海律这趟西北之旅是为了参加在西宁举办的FIRST影展。影展期间，竞赛长片加开幕片、闭幕片共22部，他看了20部半；13部短片，他看了9部。

2019年的同一时期，他一直在欧洲：6月上旬在吉尔吉斯斯坦，6月中旬在乌兹别克斯坦，6月底在奥地利维也纳，7月上旬则到了希腊斯基亚索斯岛。

维也纳国家歌剧院，世界音乐之都的象征性地标。／图虫创意

迄今为止，他去过超过100个国家，每年至少有8个月时间在路上。他的行李保持在8公斤左右——廉价航空的免费行李限额一般是8公斤～10公斤，而欧盟和北美境内的航班，行李费比人贵，不想花钱托运，就得精简行李。

这8公斤里头，笔记本电脑是必备的，因为旅途中他要写稿，“在路上就是在工作”。

张海律用文字记录旅程，玛格南摄影师张乾琦则通过影像来记录——许许多多的登机牌、不断替换的机组人员、不同的旅馆房间和前台（以及不同的“请勿打扰”门牌）、不同的拍摄许可证，这些都是张乾琦常年“在路上”的生活的组成部分。

常年在路上，能留下的都是生活必需品。／图虫创意

这是一个人员、物资、资源急剧流动的时代，也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所称的“液态现代世界”——几乎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，像流体一样。

齐格蒙特·鲍曼发现，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——“游牧式生存”。对这些四海为家的现代游牧民而言，空间和距离完全不是障碍，他们喜欢创造，喜欢流动，绝不会长时间停留下来让自己变得迟钝；他们也希望在更多的可能性中找准位置，而不是把自己束缚在某个办公室、某个格子间中。

3A办公：任何时间(Anytime)、

任何地点(Anywhere)、任何事情(Anything)

美国设计师罗伯特·普罗普斯特被公认为格子间的开创者，但实际上，他的初衷并不是把人们束缚在“万恶的格子间”里。

1964年，普罗普斯特设计了“活动办公室”（Action Office）：办公区里设置工作台和展示架；隔板是必不可少的，它既是屏障，也是类似于白板的存在，可以在上面钉上工作备忘录及进程表；办公桌是可升降的，员工可以站着办公，除了避免久坐，还不容易打瞌睡。

他的设想是，员工不应该各自待在一个工位闷头工作，应该走出工位，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。

相比之下，选择牺牲隐私性的共享办公室，至少实现了更灵活的办公方式。／图虫创意

因为价格高昂，活动办公室销售不佳。开发“活动办公室2.0”产品时，普罗普斯特吸取了教训，使用三块隔板来构成工位，既提高了私密性，又不妨碍工位上的人与其他人互动。

只是，发明并不按发明者的意图运行。

普罗普斯特设计中可以任意改变角度的隔板，到了实际应用时就变成了90度的固定夹角，每个工位的空间被大大压缩。普罗普斯特暮年时，对自己的设计被如此应用感到内疚：“有很多公司只是弄一些又小又窄的格子间，然后把人往里面塞。”

由此，人们变成了“格子间动物”或曰“公司僵尸”，砸烂格子间成了他们的愿景。

人们在又小又窄的格子间，日复一日地机械劳作。／图虫创意

1993年，Chiat/Day广告公司创始人杰·切特对格子间文化发起了冲击。他把工作室设在仓库里，装修舒适，气氛温馨，不设固定工位。

美国生物学家、作家兼环保主义者斯图尔特·布兰德则更进一步，他曾在一个改装的集装箱里工作7年，之后更干脆在自家附近一艘搁浅的渔船上办公。

可以说，杰·切特开启了日后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开放式办公潮流，斯图尔特·布兰德则是移动办公的先驱——他通过自身经历告诉人们，只要你在工作，在哪里办公并不是最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