限制告诉背后隐藏的法律文化

1 体现限制告诉的代表性法律原则制度

1.1 “公室告”与“非公室告”

睡虎地秦简《法律答问》对“公室告”和“非公室告”的含义有明确的定义：

“公室告”何医殳(也)?“非公室告”可(何)医殳(也)?贼杀伤、盗它人为“公室”;子盗父母，父母擅杀、刑、髡子及奴妾，不为“公室告”。

“子告父母，臣妾告主，非公室告，勿听。”·可(何)谓“非公室告”·主擅杀、刑、髡其子、臣妾，是谓“非公室告”，勿听。而行告，告者罪。告者罪已行，它人有(又)袭其告之，亦不当听。

“公室告”与“非公室告”所要明确的是两个层次的内容：一是各自包含哪些罪名?二是哪些人有权检举告发，哪些人无权检举告发?综上所述，“公室告”包括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侵害行为，以及家庭成员中的晚辈对长辈的“不孝”罪和夫妻之间的侵害行为，这类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向官府检举告发。“非公室告”包括子女盗窃父母的财物，以及父母擅自对子

女和奴婢施以杀、刑、髡等刑罚的行为，这类侵害行为如果由家庭内部成员(包括奴婢)向官府告发，官府将不予受理，但不禁止家庭以外的人检举告发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父母因子女盗窃家中财物而告发他们，官府不予受理，但父母可以以“不孝”的罪名对子女提出控告，因此，“非公室告”实际上主要是禁止子女对父母、奴婢对主人提出的控告。

1.2 “亲亲得相首匿”

《汉书·宣帝纪》记载，宣帝地节四年下诏“自今，子首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、夫匿妻、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”

宣帝地节四年下诏大意说子女帮助父母、妻子帮助丈夫、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，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。父母帮助子女、丈夫帮助妻子、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，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，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，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，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“亲亲相隐不为罪”。

1.3 “同居相为隐”

《唐律疏议 名例》中规定：“诸同居，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、外孙，若孙之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，有罪相为隐；部曲、奴婢为主隐；皆勿论，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。其小功以下相隐，减凡人三等。若犯谋叛以上者，不用此律。”

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、外祖父母、外孙、孙之妻、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，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隐瞒，部曲、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，即使为犯罪者通风报信，帮助隐藏逃亡，也不负刑事责任。小功以下亲属相容隐者，减凡人三等处罚。但唐律中又规定：犯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者不得适用这一原则。

2 上述法律原则制度体现的法律文化

2.1 体现了封建正统的法律价值观

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观的基础。在《周礼》中便有“为亲者讳”的规定。据《论语·子路》，孔子对直躬的行为持批评态度，认为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。在法的价值上，先秦儒家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基础提出了“仁义”与“孝悌”的价值论。当儒家思想自汉以后成为封建正统思想时，宗法伦理道德的核心——仁义与孝悌不仅是判断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尺度，也是立法、执法和守法的根本标准和法律的价值取向。孟子公开表明“孝道高于国家法律”。当然，儒家所强调的“孝”是亲亲原则的简化，是更全面、更具有人情味的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等。为了强调“仁义”与“孝悌”的法律价值观，儒家提出了许多“礼义”标准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方针，在诉讼方面主要表现为“亲亲得相首匿”。

2.2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

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，“亲亲相隐”原则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问题，这是立法者应予考虑的。“法律为了确保其权威，必须获得社会道德信念的支持”。孟德斯

鸠说：”当立法者们被迫制定违背天然感情的法律的时候，这对人道来说是一种不幸。《窝可尼安法》就是如此。因此立法者们立法时，考虑社会多于公民，考虑公民多于人性。法律牺牲了公民和人性，而仅仅考虑共和国。”这段话所反映的立场，是法律的制定应合乎民情，顺应人性，一部仅仅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并不是好的法律。孟德斯鸠同时也说：“勃艮第王贡德鲍规定，盗窃者的妻或子，如果不揭发这个盗窃罪行，就降为奴隶。这项法律是违反人性的，妻子怎能告发他的丈夫呢?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?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，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。”孟德斯鸠上述主张的目的，显而易见也是为了维护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家庭道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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